第16章
抗忧郁药还有上瘾的问题，这点后面还会再谈。降低性冲动、梦魇，以及其他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药物标示上提及的作用，都是可能发生的糟糕情况。关于抗忧郁药和自杀的关联的报告困扰着我，我相信那和药的效力有关，它让一个原先疲惫得无法做任何事的人有能力再去做事。我承认，我们无法确知长期服用药物的后果，然而最不幸的却是，有些科学家对不良反应不肯如实陈述，却试图建立一种无所不能的百忧解理论，而持反面意见的人又因此错误地鼓吹这是一种具有重大危害的药物，并将这些观念强加在无知大众身上。在理想状况下，一个人是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的，人的身体会适当地自我调整，谁想吃药呢？《抵制百忧解》这种尖锐无理的书籍中的可笑主张，就像在迎合忧心忡忡的大众心中那最肤浅的恐惧。我为这些愤世嫉俗的人感到惋惜，他们让病人继续受苦，而原本那些良性治疗是有可能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生活的。
就像生小孩一样，忧郁的极度痛苦也是无法忘记的。直到1997年冬天，我惨痛地结束一段恋情之后才爆发忧郁症。在分手的阶段，我没有崩溃，那对我来说真是个奇迹。一旦你知道任何人都可能崩溃这件事后，你就不再是以前的你了。我们被告知要学习靠自己，但如果你跟连那个可以依靠的自我都没有的时候，这就不太容易了。许多人帮助我，药物也让我重新调整自己，有段时间，靠着这些我还可以过得下去，然而循环发生的梦魇不再是那些外在的、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而是发生在我内心的事。如果明天一早醒来，我变成了一只甲虫怎么办？每天早上总是在这种叫人窒息、不确定自己是谁的担忧中开始，担心地去检查自己的癌细胞是不是增长了，某些时候又忧虑梦魇会不会成真。那就像我自己转过身来咒骂自己，别再催了，别再指望我太多，我已经自顾不暇了。然而那个对抗疯狂，并感受到痛苦的人究竟是谁？那个被咒骂的又是谁？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精神治疗，生活过、爱过、迷失过，坦白说，我还真的不知道，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事情，比药物和意志还强大。一个让自己经历了内在狂暴的我，一个内在统一的我，支撑着脑内暴乱的化学反应和它们最后导致的结果——回归到正常状态。这个自我是化学反应的作用吗？我不是唯心论者，从小也没有宗教信仰，然而在我心中的这条引线仍然支配着，即使是在我已经完全迷失了自我的时候：任何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知道，这不只是复杂的化学作用而已。
处在崩溃的状态，至少还有一个优点：你可以清楚看见自己发生了什么。外人只能从外面猜测，而周期性的忧郁，有助于你学习自制和自我认知。我的一个老朋友伊芙·坎三告诉我，她父亲的忧郁症使家庭付出了多少代价：“我父亲很早就受到忧郁之苦。祖父过世，祖母禁止了家里的宗教信仰。她说，如果上帝就这样把我先生带走，留下我和四个小孩，那就根本没有上帝。接着她开始在所有犹太教节日里将虾、火腿都端上桌！大盘大盘的虾和火腿肉！父亲有六尺三寸高，二百二十磅重，大学时无论是手球、棒球或足球，他一向万夫莫敌。这样的人，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也会有脆弱的时候，后来他成了心理学家。接着，我猜大概是他三十八岁时——具体时间搞不清楚了，因为母亲不想谈论它，父亲自己又记不得，当时我才是个刚开始学步的小孩——有一天有个在诊所工作的人打电话给母亲，说我父亲不见了，离开了工作岗位，他们找不到他。母亲把我们这些小孩全塞进车里，载着我们一直绕，最后发现父亲靠在一个邮筒上哭泣。他立刻接受电击治疗，之后别人劝我母亲和父亲分开，说他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。“你的孩子会认不出他来。”他们说。虽然她不信，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一路哭着。当父亲醒来，他就像个复印机复印出来的影子一样，意识模糊，记忆力衰退，对自己小心翼翼，对我们不再感兴趣。我们很小的时候，他是个很亲切的父亲，总是早早回家看我们每天学了什么，常常买玩具给我们。做了电击治疗后，他变得和我们有些疏离。四年后，事情又再度发生。医生给他服药，并做更多的电击治疗。有一阵子，他放弃工作，情绪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低潮。他的脸变得难以辨认，下巴都萎缩了。他起床后，双手颤抖地在房子里绕来绕去，那双大手就垂挂在身体两边，样子看上去十分无助。我了解到被恶魔附身是怎么一回事，那就是有个人占据了我父亲的身体。我才五岁，可是我看得很清楚，记得很清楚。他看来和以前一样，但却只是个躯壳而已。”
关于长期服药
“后来似乎有好转，大概有两年时间，他的状况维持得很不错，但之后又崩溃了。他一直很低落。刚好转一点，但又再度崩溃。我大概十五岁时，他把车子给撞烂，是因为他的头脑不清楚，还是想自杀？没有人知道。在我大一时，又发生了一次，我接到电话，只得放弃考试，赶到医院里去看他。他们拿走了他身上的皮带和领带，以及所有能危害生命的东西。五年后，他又再度入院。接着他退休不再工作，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，吃很多维他命，参加大量运动。任何时候，任何事情让他感到紧张时，就离开房间。只要我的小女儿一哭，他就立刻戴上帽子回家去。母亲一直陪伴在他身边，当他头脑清楚时，他是个很好的丈夫。整个九十年代里，他过得还不错，直到2001年初，中风才让他又倒下去。”
伊芙决心不让同样的故事在她自己的家庭中重演。“我自己已经经历过好几次的发作了，”她说：“三十岁左右时，我过于投入工作，承担太多的责任，当事情完成后，整整躺在床上一个星期没法再做其他事情。我当时用去甲替林这种药，没什么用，只是让我发胖而已。1995年夏天，我先生得到一份在布达佩斯的工作，我们得搬到那里去，我改用百忧解来缓解搬家的压力。不过到了那里，我的药全丢失了，成天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处在失去理性的状态。在陌生的异乡，没有朋友，加上我先生的事业刚刚开始，一天要工作十五个小时，我感受到无法承受的压力。大约四个月后，工作完成了，我也完全疯了。回到美国看医生，开始鸡尾酒式药物疗法：服用科隆平、锂盐和百忧解。当时，生活要充满梦想和创造力是不可能的，我得随时随身携带一个大药盒，上面标明上午、中午、下午和晚上的药量，因为我根本记不得发生什么情况。后来，我逐渐适应了那里的生活，交了些朋友，并且有了份还可以的工作，药量减少到一个晚上只需服用几颗而已。后来，我怀孕了，停了所有的药，感觉变得很好。我们搬回家，生完小孩后，那些美妙的荷尔蒙又逐渐消失，生了孩子后的那一年里，没有一个晚上能够好好睡觉，我又再度崩溃。我决心不让女儿经历那种状况，开始服用帝拔癫这种药，那让我不那么迟钝，可以安全地喂母乳。我尽己所能地让女儿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，不让她感觉到我突然消失或常常出门去。”
我的第三次崩溃
第二次崩溃之后的两年里，我的状况都还不错。我感到很满足，并为了这满足感而欣喜若狂。到了1999年9月，我被一位原先以为可以相守终生的爱人抛弃，之后变得悲伤——不是忧郁，就只是悲伤。一个月之后，我在自己房子里的楼梯上滑倒而使肩膀严重脱臼，并且撕裂了大块的肌肉组织。我赶到医院去，试着向救护人员和急诊室的医护人员解释，极力希望不会让忧郁症再复发，并解释上次肾结石的事情如何引起之前忧郁症的发作。我答应填妥所有的表格，回答各种问题，包括桑吉巴（地名，现在是坦桑尼亚的一部分）的殖民史，只要他们能减轻那使我疯狂的疼痛。我解释自己曾发生严重的崩溃，并要求他们查看我的档案。花了一个多小时，疼痛才得到药物处理，那时候，他们给了我四倍剂量的吗啡，但对减轻我的疼痛却没有作用。肩膀脱臼是当务之急，可是我却在到了医院的八个小时之后才接受复位治疗。在到达医院后的四个半小时，他们给我氢吗啡酮这种镇痛剂，疼痛才真正缓和了，所以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，情况终于略有改善。
在诊疗中，我为了保持镇定而要求精神病咨询。不过当时主管的医生告诉我：“肩膀脱臼是很痛的，而且要一直痛到我们把它复位为止，你要有耐心，不要再这样失态了。”她还说：“你完全无法自制，情绪冲动，呼吸过速，在你镇定下来之前，我不会帮你做任何事情。”还告诉我：“我们不认识你，”“只能是给你强效止痛药而已，”而且我应该“试着深呼吸，想象你自己在海边，倾听海声，感受脚趾之间的沙子。”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：“镇定一点，别为自己感到悲痛。在这急诊室里，有人比你的状况还惨。”当我说我了解我得撑过去，但想要在获得治疗前减轻这极度的痛苦，并且我并不这么在意身体上的痛，而是担心精神并发症，他们却说我很“幼稚”和“不合作”。当我诉说我有心理病史，他们又告诉我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别期待有人会重视我的意见。“我是受过训练的专业医师，我在这儿是要帮助你。”医生说。当我说我是个有经验的病人，知道她现在做的对我而言是伤害，她却告诉我，我从未上过医学院，必须继续认同她的判断才是适当的治疗步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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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像生小孩一样，忧郁的极度痛苦也是无法忘记的。直到1997年冬天，我惨痛地结束一段恋情之后才爆发忧郁症。在分手的阶段，我没有崩溃，那对我来说真是个奇迹。一旦你知道任何人都可能崩溃这件事后，你就不再是以前的你了。我们被告知要学习靠自己，但如果你跟连那个可以依靠的自我都没有的时候，这就不太容易了。许多人帮助我，药物也让我重新调整自己，有段时间，靠着这些我还可以过得下去，然而循环发生的梦魇不再是那些外在的、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而是发生在我内心的事。如果明天一早醒来，我变成了一只甲虫怎么办？每天早上总是在这种叫人窒息、不确定自己是谁的担忧中开始，担心地去检查自己的癌细胞是不是增长了，某些时候又忧虑梦魇会不会成真。那就像我自己转过身来咒骂自己，别再催了，别再指望我太多，我已经自顾不暇了。然而那个对抗疯狂，并感受到痛苦的人究竟是谁？那个被咒骂的又是谁？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精神治疗，生活过、爱过、迷失过，坦白说，我还真的不知道，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事情，比药物和意志还强大。一个让自己经历了内在狂暴的我，一个内在统一的我，支撑着脑内暴乱的化学反应和它们最后导致的结果——回归到正常状态。这个自我是化学反应的作用吗？我不是唯心论者，从小也没有宗教信仰，然而在我心中的这条引线仍然支配着，即使是在我已经完全迷失了自我的时候：任何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知道，这不只是复杂的化学作用而已。
处在崩溃的状态，至少还有一个优点：你可以清楚看见自己发生了什么。外人只能从外面猜测，而周期性的忧郁，有助于你学习自制和自我认知。我的一个老朋友伊芙·坎三告诉我，她父亲的忧郁症使家庭付出了多少代价：“我父亲很早就受到忧郁之苦。祖父过世，祖母禁止了家里的宗教信仰。她说，如果上帝就这样把我先生带走，留下我和四个小孩，那就根本没有上帝。接着她开始在所有犹太教节日里将虾、火腿都端上桌！大盘大盘的虾和火腿肉！父亲有六尺三寸高，二百二十磅重，大学时无论是手球、棒球或足球，他一向万夫莫敌。这样的人，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也会有脆弱的时候，后来他成了心理学家。接着，我猜大概是他三十八岁时——具体时间搞不清楚了，因为母亲不想谈论它，父亲自己又记不得，当时我才是个刚开始学步的小孩——有一天有个在诊所工作的人打电话给母亲，说我父亲不见了，离开了工作岗位，他们找不到他。母亲把我们这些小孩全塞进车里，载着我们一直绕，最后发现父亲靠在一个邮筒上哭泣。他立刻接受电击治疗，之后别人劝我母亲和父亲分开，说他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。“你的孩子会认不出他来。”他们说。虽然她不信，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一路哭着。当父亲醒来，他就像个复印机复印出来的影子一样，意识模糊，记忆力衰退，对自己小心翼翼，对我们不再感兴趣。我们很小的时候，他是个很亲切的父亲，总是早早回家看我们每天学了什么，常常买玩具给我们。做了电击治疗后，他变得和我们有些疏离。四年后，事情又再度发生。医生给他服药，并做更多的电击治疗。有一阵子，他放弃工作，情绪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低潮。他的脸变得难以辨认，下巴都萎缩了。他起床后，双手颤抖地在房子里绕来绕去，那双大手就垂挂在身体两边，样子看上去十分无助。我了解到被恶魔附身是怎么一回事，那就是有个人占据了我父亲的身体。我才五岁，可是我看得很清楚，记得很清楚。他看来和以前一样，但却只是个躯壳而已。”
关于长期服药
“后来似乎有好转，大概有两年时间，他的状况维持得很不错，但之后又崩溃了。他一直很低落。刚好转一点，但又再度崩溃。我大概十五岁时，他把车子给撞烂，是因为他的头脑不清楚，还是想自杀？没有人知道。在我大一时，又发生了一次，我接到电话，只得放弃考试，赶到医院里去看他。他们拿走了他身上的皮带和领带，以及所有能危害生命的东西。五年后，他又再度入院。接着他退休不再工作，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，吃很多维他命，参加大量运动。任何时候，任何事情让他感到紧张时，就离开房间。只要我的小女儿一哭，他就立刻戴上帽子回家去。母亲一直陪伴在他身边，当他头脑清楚时，他是个很好的丈夫。整个九十年代里，他过得还不错，直到2001年初，中风才让他又倒下去。”
伊芙决心不让同样的故事在她自己的家庭中重演。“我自己已经经历过好几次的发作了，”她说：“三十岁左右时，我过于投入工作，承担太多的责任，当事情完成后，整整躺在床上一个星期没法再做其他事情。我当时用去甲替林这种药，没什么用，只是让我发胖而已。1995年夏天，我先生得到一份在布达佩斯的工作，我们得搬到那里去，我改用百忧解来缓解搬家的压力。不过到了那里，我的药全丢失了，成天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处在失去理性的状态。在陌生的异乡，没有朋友，加上我先生的事业刚刚开始，一天要工作十五个小时，我感受到无法承受的压力。大约四个月后，工作完成了，我也完全疯了。回到美国看医生，开始鸡尾酒式药物疗法：服用科隆平、锂盐和百忧解。当时，生活要充满梦想和创造力是不可能的，我得随时随身携带一个大药盒，上面标明上午、中午、下午和晚上的药量，因为我根本记不得发生什么情况。后来，我逐渐适应了那里的生活，交了些朋友，并且有了份还可以的工作，药量减少到一个晚上只需服用几颗而已。后来，我怀孕了，停了所有的药，感觉变得很好。我们搬回家，生完小孩后，那些美妙的荷尔蒙又逐渐消失，生了孩子后的那一年里，没有一个晚上能够好好睡觉，我又再度崩溃。我决心不让女儿经历那种状况，开始服用帝拔癫这种药，那让我不那么迟钝，可以安全地喂母乳。我尽己所能地让女儿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，不让她感觉到我突然消失或常常出门去。”
我的第三次崩溃
第二次崩溃之后的两年里，我的状况都还不错。我感到很满足，并为了这满足感而欣喜若狂。到了1999年9月，我被一位原先以为可以相守终生的爱人抛弃，之后变得悲伤——不是忧郁，就只是悲伤。一个月之后，我在自己房子里的楼梯上滑倒而使肩膀严重脱臼，并且撕裂了大块的肌肉组织。我赶到医院去，试着向救护人员和急诊室的医护人员解释，极力希望不会让忧郁症再复发，并解释上次肾结石的事情如何引起之前忧郁症的发作。我答应填妥所有的表格，回答各种问题，包括桑吉巴（地名，现在是坦桑尼亚的一部分）的殖民史，只要他们能减轻那使我疯狂的疼痛。我解释自己曾发生严重的崩溃，并要求他们查看我的档案。花了一个多小时，疼痛才得到药物处理，那时候，他们给了我四倍剂量的吗啡，但对减轻我的疼痛却没有作用。肩膀脱臼是当务之急，可是我却在到了医院的八个小时之后才接受复位治疗。在到达医院后的四个半小时，他们给我氢吗啡酮这种镇痛剂，疼痛才真正缓和了，所以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，情况终于略有改善。
在诊疗中，我为了保持镇定而要求精神病咨询。不过当时主管的医生告诉我：“肩膀脱臼是很痛的，而且要一直痛到我们把它复位为止，你要有耐心，不要再这样失态了。”她还说：“你完全无法自制，情绪冲动，呼吸过速，在你镇定下来之前，我不会帮你做任何事情。”还告诉我：“我们不认识你，”“只能是给你强效止痛药而已，”而且我应该“试着深呼吸，想象你自己在海边，倾听海声，感受脚趾之间的沙子。”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：“镇定一点，别为自己感到悲痛。在这急诊室里，有人比你的状况还惨。”当我说我了解我得撑过去，但想要在获得治疗前减轻这极度的痛苦，并且我并不这么在意身体上的痛，而是担心精神并发症，他们却说我很“幼稚”和“不合作”。当我诉说我有心理病史，他们又告诉我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别期待有人会重视我的意见。“我是受过训练的专业医师，我在这儿是要帮助你。”医生说。当我说我是个有经验的病人，知道她现在做的对我而言是伤害，她却告诉我，我从未上过医学院，必须继续认同她的判断才是适当的治疗步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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